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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此点，也足以证明中国固有法系方面家族观念的浓厚了。

外国人把中国的民刑不分行政司法不分列于政教不分之后，暴露出对中国古代政治法制的深度误解。杨著写道:以中国上下几千年长久的历史和几百种的成文法典而论，公法典占绝大的部分，纯粹的私法典简直寻找不出一部;在现时应该算是私法典规定的事项也包含在这些公法典里面，从来没有以为是特种法典而独立编纂的;并且这些公法典里的私法的规定也是很为鲜少。

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到法史学者丁元普、陈顾远、薛祀光、马存坤诸先生，纷纷撰文讨论中华法系问题。他的这几点结论，对我国学者影响甚深。《陈汉章全集》28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显然，其研究方法是法典主义下的律典体制范式。[[3]]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7]]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台湾三民书局1969年版，第120-137页。王立民教授当年尚属青年新锐，发表有《也论中华法系》[[39]]一文。然就亚非两洲之地图论，其原来属于回教法系或印度法系者，固尚保存其一部于混合的或集合的形式之下，则罗马法系与英美法系势力所及之处，究未尝使其地完全罗马法系化或英美法系化者，固触目皆是也。

由是彼乃效拉德布鲁赫(Radbruch)氏，所谓:法律归化于道德王国中之说，倡道德，习俗及技术，均归化于法律王国中之沦，而认法律规范之内容，或为习俗;或为道德。以上所述，以法为民族的法，同时又为国家的法，是既以法为民族精神无意识的产物，复以法为国家主权者有意识的产物;换言之，既采取历史法学派的法律观，复采取分析法学派的法律观;所谓以两个不相容的法律之概念，同时用以说明法律的本质，此其矛盾，何等显著!予以为此不足以难予说。即日本昭和二年的《预备草案》，或昭和六年的《委员会草案》，今亦已达于应更加检讨的时机。假令如予之说?法律为国家的法，同时更为民族的法。

其讲义与拟例，恒着重于经验的所得，故极富实用的色彩。本书前后凡五卷，大都借用罗马法之术语及概念，以为英国法之说明。

彼于其文，指摘我《新刑法》模仿德意志 1925 与1927 年的刑法草案及日本《刑法预备草案》各点后，更综合之曰:《新刑法》，受战后刑法改正运动的影响，特别仿效《日本预备草案》之点甚多，总则如是，分则亦然。此种否定特权及特殊法制存在之见解，固不能否认其背后，有近世国家的法律平等之精神;究之，从另一方面着想，以国家立法权，妒嫉因应特殊必要所产生特殊之法制，大足招致不正义的结果，妨害适应社会生活进化的法律之发达。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中华法系 。或者谓:从理论观察，法固为国家的法，然国际社会所表现之事实，则显非如此。

且以为根据此种思想，则国家有法律独占权，其在国家以外，则以妒嫉的态度，否定其一切法律渊源的存在;同时他方，对于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所产生的各阶级的或职业团体的自治法规，亦否定其有存在的价值。故其书销行甚广，其于英之法官，奏统一英国惯习法的伟绩，此诚为有力的资料。英吉利在诺尔曼人征服以前-即自第5世纪中叶迄第11世纪中叶，由格尔特人，罗马人，丹麦人，从欧洲大陆北部，移住此间。如赫格尔(Hegel),[[2]]则因对于主权的思想，系建筑基础的泛神论的国家哲学之上，认法律与主权相结合。

子未见现在民族社会有一共通的普遍妥当之理性，以为个人行动的标准。然予之见解，究非仅依社会学的实质的考察，以法律单纯为民族的法，同时且依法律学的形式的考察，以法律为国家的法者。

既以法为世界的法，则即根本无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必要，且亦无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的可能故耳。上所研究，多种理论，兹更从法律现象而为现实的考察，试观威格摩尔(Wig more)《世界法律地图》，将现存世界法律系统形式分而为四，即:①纯粹系统;②混合系统;③集合系统;④二重集合系统。

如康德(Kint)，则峻别法律与道德的思想，从法律中剔去自然法的伦理的要素，而以法律专属于国家。此等移住各民族，各挟其惯习法以俱来，于是各地惯习法，呈纷然烦复之观。观其各种系统形式，似以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占最大之势力。故欲期民族生活的健全，改造民族的性格，不能视为法律的任务，纯属法律外的宗教，道德，艺术的力量。故民族法则的法律理论与德意志人种法则的法律理论--即所谓种族不失其为纯粹时，可以保持法律与种族之本质的关系，其纯粹种族之自然发生的习俗即法律云云，不能不大异其趣。其习俗，其道德，亦为民族的，非世界的;为差别的，非普遍的;自无用其再述。

此法律与民族性格之创造及民族意识之养成无何关与之说也。概言之，一民族由多数人种构成，或同一人种，构成多数民族者，此现实之状态也。

予于以下，更依此种见解，试就第二问题-即法律对于民族性格联系性的问题，再为研究之。尚有应注意者，即第13世纪大法官布雷克顿(Brocton)氏，所著之《英吉利之法律及惯习》一书，此为在英国有法律教科书之始。

而其内容远于中国固有刑法的传统之倾向，因亦极其显著。由此以观，吾人不能据法与自然法则之区别，为法乃世界的非国家的之推论，彰彰明甚!世界法可能论者，更谓习俗，道德及技术，一方与法律异其观念;同时，他方在社会生活上，皆与法律有密切的关系。

人亦一方为被支配于自然法则的动物的存在;他方则为由理想所诱导的灵的存在因是在人类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中间，亦有其自然法则与规范--即存在与当为，相互对立。其任务则以讲授生徒为主要。浸久，人尽不满于此种战争的生活，遂断念对一切物主张所有权利，成立一种契约，而结合为统一体。 [[1]] 该文原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36年新编第1卷第1号。

法在文化已开化时代，大部又以明确立法的形式表现之，于斯时也，分析法学派的法律观，又较能为适正的说明。兹特先就我所异于国家万能论的法律观之见解，亦即世界法可能论者如田中氏辈，对于国家法律观攻击不能成立的理由，叙述之于下:夫国家的法律观，其由来甚远。

曩昔希腊梭富伊斯特派之加利克勒斯(Kol- likles)，主张正邪由于人言，法为强者权利，此在思想上，可谓为开国家法律观之先河。如日本，虽民族的统一，倍极坚固，然论其人种，则亦为爱罗族，孟哥尔族，及马来族之混合体。

技术当应用自然法则的原理，是固不待论之事，例如社会技术中之教育方法，应用心理学的原理，又物的技术，应用物理学或化学的原理即是。彼又以人类亦自然界的一部。

依后之说，是法为国家的法，同时又为民族的法，意至显然。迨后16 世纪之科克(Coke)氏，于罗马法尤为强烈的反对，其所著法经，计分四卷，均为论证普通法之书籍，后起法学家，率奉之为圭臬，是亦大有助于普通法之进步。于是法律与法官律师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络，法律家，遂亦以此种法学团体为有效的努力，助长普通法的发展。即人类对于自己及他人的道德的义务之重要部分例如友情，贞操，诚实，博爱，勇气，牺牲等德行，亦无一不在法律所得干预的范围之外。

其他若西洋法系中日耳曼法之法域，于百余年前，为罗马法所侵入而领有，今则由德国国社党执政，而亟亟从事于恢复固有法域的工作矣。二、法律与民族法律与民族的问题，即研究法之民族性的问题，亦即法律应否带有民族的特殊色彩的问题。

彼乃以法律规范，非游离而存在，系存在于诸社会的事实的中间，换言之，社会生活自体，社会经济自体，决非离法而存在，其中得认人类理性之发现。如耶林(Jhering)，拉巴恩特(Laband), 鄢林讷克(Jellinek)等，则袭自然法学及历史法学派之后，揭橥法律实证主义，尤致国家的法律观于全盛的领域。

技术之精神，既在为一定目的，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法则，则法则纵原属普遍妥当，然基于合目的性的考虑之结果，物的技术而外，举凡个人技术，社会技术，以及智的技术，固无一不与人类自然环境及社会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即亦不能不谓为仍带有民族性的色彩。而且在法律学方面，更产生所谓抱持法典，以文理及论理的注解为尽能事之注释法学;及产生漠视社会实际生活状态，不问法制目的，惟认国家的法，为自足完备体的概念法学。